编者按
1956年6月14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参加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的中国科学院全体学部委员（院士）和科学家。
“十二年科技规划”的总方针为“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它的实施以及随后“两弹一星”研制的成功，为中国科技举国体制的形成提供了关键的实践经验和制度雏形，其特点是以政府为主导，动员全国力量，规划科学和技术的重点，按照任务导向的模式动员物质资源和指挥科研力量“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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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科技力量薄弱。美苏核武器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提升科技实力、增强国防力量成为当务之急。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并下达制定1956至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计划的任务，强调加强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作用。这声号角吹响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冲锋号。
时代的呼唤，向科学进军
1954年，中国科学院便开始酝酿制定长期科技规划，以满足国家制定经济建设长远计划的需求。1955年，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柯夫达建议尽快编制中国科学事业的十五年远景规划，与中国科学院的想法不谋而合。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学部委员（院士）一致通过“迅速拟定十五年发展远景规划”的决议，规划制定工作全面启动。
1956年1月，中国科学院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将工作重点调整为规划十二年内科学发展规划。两个月内，360余位科学家参与其中，完成了涵盖319个主要研究项目的中国科学院远景计划初稿，并提炼出53个重大项目，涉及无线电电子学、半导体物理学等尖端领域。
1956年，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在科学家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科学院的远景计划，为“十二年科技规划”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国科技事业的腾飞插上了翅膀。从此，中国科技事业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向前迈进，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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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修正草案）通俗讲话》
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群策群力，西郊宾馆的智慧风暴
制定“十二年科技规划”是一项关乎国家未来的重大科技任务，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中国科学院和各部委负责人组成的科学规划十人小组负责具体工作。随后，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中国科学院学部作为核心领导组织，发挥了关键作用。
1956年3月至8月，北京西郊宾馆成为智慧风暴的中心。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依托中国科学院三大学部，召集了700余位国内顶尖科技专家和18位苏联专家，共同参与规划制定。
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这段岁月时，仍难掩激动之情：“当时集中了600多名国内各方面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住在北京专门进行这项工作，前后搞了四五个月。他们真可以说是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大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谈论的都是怎样使国家强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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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5月，钱学森（左3）等参加十二年
科学规划综合组会议
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科学家们深入思考，激烈辩论，最终确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并采纳了“任务带学科”的方法，即围绕国家需求规划任务，同时推动学科发展。随着规划初稿形成，周恩来总理指出需要突出重点，便于实施。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党组书记张劲夫组织专家小组，结合苏联专家建议，确定了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电子计算机、半导体四项优先发展的技术，即“四项紧急措施”，交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落实。
“四项紧急措施”公布时，钱三强曾质疑为何没有原子能。张劲夫解释，原子弹研发关乎国家安全，需高度保密，集中力量专项推进。这番解释揭示了“四项紧急措施”的深层战略意义，它们本质上是为原子弹研发服务的关键布局。
西郊宾馆的智慧风暴，凝聚了科学家们的集体智慧，为新中国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四项紧急措施”的实施奠定了基础，更体现了国家在科技发展上的战略远见。
人才支撑，为规划实施保驾护航
“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制定与实施，离不开强大的人才支撑。新中国成立之初，科研基础薄弱，仅有三四十个研究机构，5万名科技人员，其中专门从事科研的不足600人。为改变这一状况，新中国迅速行动，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并于1955年完善学部建设，遴选233位学部委员（院士）。同时，党中央积极号召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效力。
然而，一些国家为遏制新中国科技发展，阻挠留学海外的科学家回国。1955年，通过在日内瓦与美国的多次交涉，中国争取到科学家回国的权利。钱学森、华罗庚等一大批顶尖科学家克服重重困难，毅然回国。他们的归来填补了国内多个学科的空白，推动了新兴科技领域的发展，并与国内原有科学家紧密合作，为新中国科技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一五”计划期间，中国借助苏联的帮助，建立了多个专业性研究机构，吸收消化苏联技术，提升了兵器、冶金、电子技术等领域的科研水平，并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同时，通过教育改革和院系调整，中国高校初步形成了新教育体系，为科技事业输送了新鲜血液。
为解决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问题，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组建各级科研机构，培训科研队伍；在高校开设新兴专业，培养急需人才；兴办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实验人员和技术员。这些举措，为“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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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6月14日，参加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
医学组的科学家合影（前排左7为林巧稚，
右1为顾方舟）
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正是这些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注入了强大动力，也为“十二年科技规划”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为中国科技事业的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伴随着科技蓝图的大规模实施，我国初步构建起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科技体制框架。到1962年，全国科研机构已从381所增加到1296所，科研人员从6.2万多人增加到近20万人，形成了一支数量庞大、结构有序的人才队伍。一批关乎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难题被相继攻克，一些重要的学科领域也不再是一片空白。
同时，随着“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实施，我国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等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工程相继研制成功。这一过程不仅奠定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塑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举国体制——它通过国家顶层设计、跨部门协同、资源集中配置和全国科研力量动员，实现了科技攻关的高效推进。这一体制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又形成了政府主导、科研机构和企业协同创新的组织模式，为后续“863计划”“载人航天工程”等重大科技项目提供了制度范式，使中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保持突破能力。
审核专家：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王艳明
参考文献：
[1]我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J].中国人才,2022,(09).
[2]新中国首个科技规划制定与实施历程及启示[D].哈尔滨工业大学,2018.
[3]规划科学技术:《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与实施[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9,34(09).
[4]1956年“十二年科技规划”如何诞生[N].中国科学报,2025-05-09(001).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