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时，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用最朴素的方式，筑起了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的第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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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60”后而言，196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新中国成立20周年庆典并不陌生。
当天，近千名肩背药箱、背负斗笠、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的年轻农村姑娘组成“赤脚医生”方队。她们高呼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整齐地从城楼下的长安街走过。队列的前边是一个特制的轮车，上面载着“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5个大字。这个方队代表的是当时分布在全国的“赤脚医生”。
01
城乡卫生的结构性差异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时提到，我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但广大农民的医疗得不到保障，面临缺医少药的困境。
“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
对此，卫生部于当年9月3日提交了《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报告指出：高级卫生人员69%在城市，只有31%在县和县以下，其中县以下仅占10%。全国卫生事业费9亿3千余万元中，5亿多农民仅仅使用2亿5千余万元，仅占27%。
在共和国建立初期，“一切围绕工业化建设”这一核心战略方针的强力推动下，国家资源——包括对发展至关重要的医疗资源——迅速且大规模地向作为工业中心的城市，特别是工矿企业高度集中的地区汇集。这一资源配置模式有力地支撑了当时急需的工业体系构建与城市发展。
然而，医疗资源具有其内在的公共性与普惠性特质，它关乎全体国民的生命健康，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般生产资料进行空间集中配置。这种过度向城市倾斜的医疗资源配置格局，导致广大农村地区与边疆基层的医疗服务供给长期处于短缺或质量低下的状态。这种显著的城乡差异，不可避免地与社会主义制度所强调的全民健康覆盖和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形成了深刻的矛盾。
02
“赤脚医生”应运而生
在资源极度匮乏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化解亿万农民看病难、用药难的问题，成了合作医疗体系面临的核心考验。在此探索中，半农半医的医生群体应运而生——他们扎根生产大队，多以不脱产或半脱产形式服务于基层，迅速成长为维系合作医疗制度运转的关键力量。
赤脚医生长于乡野，服务在家园，天然的亲缘地缘纽带使他们能够真正“跑得进门、说得上话、看得上病”。这种复合身份，使得这些半农半医的医生在推广初级卫生保健、实施预防为主策略、深入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以及普及中医药知识等方面，担当了无可替代的先锋角色，构筑了当年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网络中最富特色且最为活跃的“毛细血管”系统。其出现与成长，深刻反映了将广泛的政治动员与具体的基层医疗诉求相结合所产生的制度创造力。
上海川沙县的农家女王桂珍，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姑娘，经过三个月培训后，背着印有红十字的药箱回到了家乡。她白天劳动，晚上出诊，用最基础的药品和针灸技术，解决了村民们的常见病痛。
1968年夏，上海《文汇报》在重要位置上发表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调查报告。当年9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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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
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调查报告
来源 | 上海人家公众号
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按此思路，全国各地在县一级已经成立人民医院、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的基础上，在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一级设立了卫生室，医务人员都是“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此后，农民有个头疼脑热，再不用远赴公社或者县城去医治了，劳动中受的一般创伤能够得到及时治疗。
03
医务工作者加入“赤脚医生”队列
当时，许多医务工作者也纷纷下乡，在为群众看病的同时，还手把手地为“赤脚医生”培训，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后来成为“医学大家”的韩启德、盛志勇、闻玉梅、张丽珠、吴孟超、严仁英、毛江森等都是其中一员。
1968年，韩启德被分配到陕西临潼的一个公社卫生院，成为了一名“赤脚医生”。当时的卫生院条件极为简陋——没有正规病床，手术器械匮乏，药品短缺，更没有任何现代化医疗设备。在这样的环境下，韩启德一干就是整整十年。
初到农村时，韩启德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语言沟通障碍。当地农民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又说着浓重的陕西方言，常常让病情交流变得异常困难。韩启德每次都要一一仔细观察询问，搞清病情，然后对照病情翻阅有限的几本专业书籍进行诊治。
除了常见病之外，韩启德还要面对许多千奇百怪的疑难杂症。为此，他还自学了儿科、妇科等。当地有不少农民习惯中医诊治，韩启德二话不说，自学了中医中药与针灸，还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病。
卫生院的条件简陋得超乎想象——没有一张像样的病床，手术器械少得可怜。韩启德意识到，必须提升卫生院的硬件水平。于是，他在简陋的房间腾出空间，建起了简易手术室，白内障摘除、鼻息肉切除、扁桃体摘除、阑尾炎、肠梗阻、疝气修补、大隐静脉曲张等手术，都是在这个简易手术室完成的。
10年间，韩启德把全部精力和热情献给了患者，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名医”。回忆当年，韩启德感慨地说，他并不觉得那里的生活艰苦，因为那里有用武之地，“能够为别人做事，心灵上是愉悦的”。
04
催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彼时，覃祥官是湖北省乐园公社卫生所的一名“赤脚医生”。他深入各生产队调查摸底，思考出了一种组织农民办合作医疗、依靠集体力量来和疾病作斗争的思路：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痼疾缠身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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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宣传画
来源 | 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公众号
1968年11月30日，中央有关部门在调查研究后，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后非常高兴，连声称赞“合作医疗好”，批示推广合作医疗。
自此，“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在中国农村大地全面铺开。全国绝大部分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至1977年，全国“赤脚医生”的数量已达180万人，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初步改变。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开，农业经营单位缩小到了家庭的规模。工分计酬方式不存在了，“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也难以生存。1985年初，卫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原来的“赤脚医生”要进行考核，合格的将被认定为乡村医生，取得从医资格后可以继续行医。
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赤脚医生”不存在了，与它共存共生的“合作医疗”也解体了。至此“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成了历史名词。
但不可否认的是，“赤脚医生”改变了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的状况，其深入农村基层，开展疾病预防、常见病治疗、疫苗接种及母婴保健等工作，显著降低了农村传染病发病率，提升了基础健康水平，让广大农民以低成本获得基础医疗保障。
另外，“赤脚医生”开创了低成本广覆盖的基层医疗模式，推动了医疗公平，被世界卫生组织视为 “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典范”，为全球初级卫生保健提供了中国方案。
“赤脚医生”虽已经不存在了，但仍为当代医疗卫生事业留下深刻启示：重视基层医疗体系建设，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培养，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完善分级诊疗制度；注重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与公平性，让更多人享受优质便捷的基本医疗服务。
审核专家：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 潘隆斐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3]毛泽东卫生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1991.
[4]韩启德——情系苍生不负重托[J].决策与信息,2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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