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8月，战火烧至鸭绿江边，新中国的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为捍卫和平、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战争中，不仅有冲锋陷阵的战士，还有一群手握科学武器的知识分子，以独特的方式为抗美援朝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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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美援朝这场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中，无数英雄儿女奔赴前线，用热血与生命捍卫和平。鲜为人知的是，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还有一群特殊的战士——他们以科学为武器，以智慧作铠甲，在各自的领域为战争胜利贡献力量。盛志勇、童志鹏、王淦昌、朱光亚四位科学家，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知识分子的担当与使命，他们的故事，是抗美援朝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被永远铭记与传颂。
盛志勇：研制出向前线输送新鲜血液的保温防震箱
1951年，时任上海中山医院外科主治医师的盛志勇，作为首批上海志愿医疗手术队的成员，奔赴齐齐哈尔参加救治志愿军伤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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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大队大会
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由于前线医疗队已完成伤员初期处置，盛志勇所在的医疗队主要承担中后期治疗任务。当时，一种名为“灼性神经痛”的战伤后遗症困扰着许多伤员——战争中受损的神经虽经治疗愈合，却仍会引发剧烈且呈放射状的肢体疼痛，其根源在于交感神经异常兴奋。盛志勇深入分析这一病理机制，通过手术切除伤员胸2、胸3部位的交感神经节，成功阻断疼痛传导，为患者解除了折磨。
战伤救治中，止血是关键环节。随着战事胶着，大批伤员被送往后方，止血材料明胶海绵却出现全国性短缺。时任中山医院院长的沈克非教授牵头，带领盛志勇等人研究国外止血剂成果，成功研制出了淀粉海绵止血剂，及时填补了战伤止血物资的缺口。
面对朝鲜战场的严峻形势，1951年6月16日，中央军委作出“迅速成立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重大决定。同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宫乃泉担任首任院长，沈克非从中山医院调入担任副院长。1952年4月，盛志勇调往军事医学科学院，在沈克非的指导下，结合盛志勇在美国进修的实验外科专业，他们共同组建了实验外科系。
战争期间，沈克非在沈阳紧急筹建大型血库后，面临的核心难题是如何将血液安全运抵前线。他一边思索运输方案，一边指示上海实验外科系团队开展全血安全运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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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志勇
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这一任务落到了盛志勇肩上。盛志勇带领团队进驻军事医学科学院，重点攻关血液运输中的防震、保温等关键技术。经过反复试验，他们设计出的专用运输箱能有效保障血液在严寒、颠簸环境下稳定保存。凭借这一成果，大量新鲜血液得以源源不断输往前线，挽救了无数战士的生命。
童志鹏：为前线设计我国第一台军用步谈机样机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电子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当志愿军入朝作战时，通信不畅成为制约作战的关键难题。
当时我国使用的无线电电台、电话机、交换机等通信器材大部分是从国民党军队和日军中缴获的，也有一部分是苏联援助的产品。然而，这些装备大部分制式陈旧、标准不统一、功能较差或体积大而笨重，不能满足前线作战部队的需要。
在这种背景下，研制国产军用无线电台成为当务之急。中央军委指示，必须自主研制、生产我军战斗部队需要的通信装备。
刚取得电机工程博士学位并回国不久的童志鹏临危受命，接下了我国第一台军用步谈机样机——702型步谈机的设计和研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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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志鹏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研制过程充满艰辛。当时国内电子元器件极度匮乏，许多关键部件国内根本无法生产。童志鹏带领团队从基础研究做起，将已经报废机器上的零部件拆卸下来修复使用，通过电路设计和工艺改进弥补材料性能的不足，仅用8个月时间就完成了第一代军用无线电台的样机研制。
童志鹏描述当时的情况说:“这种一对一的对讲机覆盖范围十几千米，使前沿阵地的敌情能够快速传送到指挥所，指挥员的作战命令也能够及时下达到部队。与美军的同类装备相比，我军电台更轻巧、省电。”
在抗美援朝近三年时间内，各地无线电厂累计生产各类电台3.8万部，有线电厂生产军用电话机16.9万部、交换机13.8万部，为保障志愿军战场通信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淦昌：赴朝鲜战场调查原子炮
1952年，时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来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副所长的王淦昌接到一项秘密任务：赴朝鲜战场调查美军是否使用了原子武器，投掷了放射性物质。
1952年春天，志愿军在前线发现美军使用了一种新式火炮，其发射的炮弹爆炸威力巨大，加上美国当时多次向中国威胁动用原子武器，因此志愿军总部怀疑美国可能投入使用了“原子炮弹”，并要求国内派科学家到朝鲜前线来进行实地考察。
接到任务的王淦昌立马投入到准备工作中。
探测原子武器需要有相应的探测器，当时的我国既没有相应的设备，也没有相关的资料。王淦昌的手头关于原子武器的唯一的资料仅是一本《The Effects of Atomic Weapon（原子武器效应）》。
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
因为是秘密任务，王淦昌不能跟别人讨论，他就自己琢磨，研制出了一款便携式探测器：用黄铜制作盖革计数管外壳，亲手拉制钨丝电极，在管子中充入氮气时加入酒精蒸汽增强灵敏度。为解决电子管短缺，他跑遍北京的无线电器材商店和地摊，连仪器外壳都是用白铁皮手工敲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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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王淦昌（右）与吴桓兴在
跨过鸭绿江赴朝鲜战场前留影
来源 |《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丛书一王淦昌》
进入战区的第二天，王淦昌顾不上休息，立即投入工作。他用自制的仪器，将战士们从前线带回来的弹片进行反复测量，发现辐射计数率基本处于本地水平，也就是说，这些弹片不是原子炮弹的散裂物。因为，原子炮弹爆炸时温度比太阳表面还高，弹片会瞬息气化，不可能留下碎片。通过进一步分析，他认为美军可能用了杀伤力很大的飞浪弹。他将结论向志愿军首长汇报之后，又向司令部的首长和基层部队指战员作了原子弹结构、爆炸原理及其效应的报告，并带着仪器当场演示。
此后，王淦昌又在战场工作了4个月，用科学数据驱散了“原子炮”的疑云，为志愿军指挥部排除了不必要的恐慌。王淦昌也因此荣获了“抗美援朝纪念章”。
朱光亚：赴抗美援朝前线谈判
1951年，朝鲜战争进入胶着状态，美国不得不表示愿意停战谈判。第二年春天，中央决定抽调一批优秀人才作为翻译参加停战谈判，朱光亚就是其中之一。
选择朱光亚，除了他的政治觉悟高且英语水平好之外，重要的是，作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核物理专家之一，他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对核武器的原理和国际核技术动态有着深刻理解。
1952年，28岁的朱光亚告别家人，只留下一句“到东北打老虎去”便踏上了抗美援朝的路。
过了鸭绿江，为了安全起见，朱光亚等人只能夜间赶路。他们乘坐一辆挂着隐蔽树枝的敞篷大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前进。如果遭遇美机扔下来的照明弹，司机就马上停车，朱光亚等人立即跳下车到路边隐蔽。
在经过了两天一夜的紧张奔波后，朱光亚等人来到了朝鲜板门店。
谈判桌上，朱光亚亲眼见到，美国仗着拥有核武器态度十分蛮横嚣张，在谈判中百般刁难，对中朝鲜两国人民进行赤裸裸的核讹诈。这让朱光亚深刻认识到，要想不受人欺负，必须拥有强大的现代国防，这进一步坚定了他为国家制造核武器的决心。
每到僵持阶段，双方常常一言不发，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不仅需要耐性，更要忍受长时间的沉默。
这场谈判几乎重塑了朱光亚的性格，练就了他不轻易表态和不轻率下结论的功夫，以及深思熟虑、缜密慎行、准确无误的严谨作风。
朱光亚的儿子朱明远和儿媳顾小英在《我们的父亲朱光亚》一书中讲述了当年的情况：在谈判过程中，朱光亚任谈判代表团的外文秘书和高级译员，每晚都要加班。为隐蔽和安全，他们要在拉着防空布帘的室内，借助极其微弱的灯光，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同时，还要应对防空警报，一旦听到，就立即收好文件，抱着谈判用的资料往防空洞里钻；敌情过后，又马上投入到紧张的工作状态之中。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光亚等人出色完成了翻译工作，并荣获三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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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亚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立三等功
来源 |《朱光亚传》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的结果。盛志勇、童志鹏、王淦昌、朱光亚四位科学家，在各自的领域发挥专长，用科学的力量为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事迹，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不懈奋斗。如今，硝烟虽已散去，但他们的精神永远闪耀，成为后辈宝贵的精神财富，指引着大家在新的征程上砥砺前行。
审核专家：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 黎润红
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 尹晓冬
参考文献：
[1]朱光亚传.[M].人民出版社,2015.
[2]我们的父亲朱光亚.[M].人民出版社,2009.
[3]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童志鹏传.[M].航空工业出版社,2018.
[4]仁术宏愿——盛志勇院士传[M].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
[5]王淦昌传[M].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