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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强调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全面科学把握，为进一步做好经济工作指明方向、坚定信心。学者们认为，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双重挑战，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在于“稳中求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有助于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还能为国内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为市场主体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稳定经济发展预期。
以高质量发展
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推动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较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达50.5%，连续两月回升；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6%，增速较去年全年加快1.1个百分点。
在创新领域，今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明显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在区域协调方面，经济大省持续发挥优势，中部地区增长动力强劲，东北地区表现亮眼。在绿色发展方面，一季度新能源汽车、3D打印设备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5.4%、44.9%。在开放方面，机电产品出口一季度同比增长8.7%，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5.8%。在共享发展方面，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4.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2%。
多项数据表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正迎风而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厦门大学副校长方颖认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正稳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更加明显，绿色转型成效突出，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对外开放持续深化，共享发展基础进一步巩固。多项政策“组合拳”不仅稳定了就业大局，增强了市场信心，也激发了消费活力。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我国传统产业作为稳就业稳外贸的重要阵地，仍有较大的提质增效、加快数字化绿色化转型的空间。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日益发展壮大，成为我国产业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集中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丹辉认为，会议提出的“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正是党中央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经贸斗争形势下，为“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提出的实践方法和推进路径。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吴卫星表示，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本质上是通过培育内生增长动力重塑经济韧性。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体现了三重战略思维。一是底线思维，面对美国超大幅度提升关税等“超预期冲击”，强调“强化底线思维，备足预案”，要求政策工具箱具备更强的抗压性。二是系统思维，将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视为有机整体——通过“四稳”筑牢经济基本盘，以内部确定性对冲外部不确定性。同时，通过扩大服务业开放、设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举措，在开放中拓展新空间。三是长期主义思维，我国正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破局关键，通过“人工智能+”行动和债券市场“科技板”等制度创新，在动态博弈中重塑竞争优势。
坚定不移扩大
高水平对外开放
当前经济形势的紧迫性来自内外压力的叠加，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更深层的必要性在于发展范式的升级。过去“两头在外”模式下，国际循环波动直接冲击国内产业链，而今通过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两重”项目，我国形成了全球最具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提供了抵御外部冲击的战略纵深。
未来的政策引导需注重有效市场与制度保障的协同共进。吴卫星认为，在制度层面，应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破除新兴产业发展的行政性壁垒，提高创新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产业政策需转向功能性导向，通过研发税收抵免等机制降低企业试错成本。财政金融工具需结构化发力，设立专项产业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向“卡脖子”领域集聚，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对科创企业的融资支持。人才政策应聚焦“高精尖缺”，构建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机制，强化人力资本与产业升级的适配性。区域层面，需依托国家级新区、自主创新示范区打造产业集群，形成技术攻关的规模效应。
当前，我国已形成覆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准入等领域的开放体系，正不断释放制度型开放潜力。“要以制度型开放为牵引，通过重点区域的压力测试和重点行业的精准突破，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要素集聚，实现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制定者’的跃迁。同时，在金融风险防控、数据主权保护等领域完善‘防火墙’机制。”海南自由贸易港人才发展研究院院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世杰建议，持续扩大金融、医疗、教育等服务贸易领域的高水平开放；把握数字贸易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借鉴DEPA关键条款，推动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等合作伙伴的数字市场双向开放，实现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三链联动”，塑造数字经济新增长点。此外，还需稳步推进环境标准、技术标准、质量标准、产品标准与国际标准对接。
落实“四稳”
促进经济发展
受访学者认为，“四稳”不仅彰显了党中央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全面科学把握，还体现了“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的坚定信心与战略方向。
南开大学副校长盛斌表示，“四稳”中，“稳市场”是前提条件，“稳企业”是关键途径，“稳预期”是重要保障，“稳就业”是最终目标。“稳市场”的重点在于巩固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使楼市和股市平稳健康发展，体现宏观经济向好的积极信号。“稳企业”的重点包括多措并举帮扶困难企业，优化对企业的服务，加快解决地方政府拖欠企业账款问题。“稳预期”的目的，在于通过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减少经济主体的不确定性，增强投资和消费信心。“稳就业”作为民生优先导向目标，体现“四稳”的人民性，特别是要关注高校毕业生、中低收入群体、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实现“四稳”必须强化政策取向一致性，使政策工具箱的运用以及深化改革开放在各领域协同发力、相互配合，全力巩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本面。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扩大就业的根本在于扩大内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汝岱认为，现阶段需以扩大内需为核心抓手，以消费需求导向引领产业结构优化，稳定和扩大就业。未来需推动产业政策从供给侧主导向需求侧主导的重大战略转型，助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为需求尤其是内需拉动型。企业应直面消费者，消费者“用脚投票”决定企业和产品的优胜劣汰。只有需求引领的供给侧改革，才能真正优化产业结构，活跃创新创业，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服务消费扩张有助于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有利于稳就业和增收入。新兴消费作为新赛道，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李海舰认为，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精神，关于“运用财政补贴、贷款贴息等政策工具”，以及“鼓励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加大个人消费贷款投放力度”等举措，可以创造性地应用于服务消费、新兴消费领域。《方案》提出，加力支持教育医疗、技能培训、养老托育、文旅体育等领域项目建设，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完善质量标准、信用约束、综合治理、消费维权等制度；健全和用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工作机制，促进同向发力，形成合力。以上措施不仅适用于扩大商品消费，对于扩大服务消费、新兴消费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要求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与财政、金融、科创、贸易、投融资政策以及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协同，创新工作思路，加紧投放更加高效、精准、多样化的政策措施。”杨丹辉认为，首先，须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设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改善市场预期，创造有效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其次，须用好各类资金和政策，鼓励支持基础研发、民生导向创新，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推进重点产业提质升级，加紧突破瓶颈，着力补齐短板，巩固增强产业竞争新优势。再次，须坚持用深化改革开放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尽快厘清消费领域的地方和部门限制性措施，扫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要素跨区域配置的制度性障碍，充分释放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最后，积极推进制度型开放，坚定不移维护多边主义，促进“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推动内外贸一体化，为企业“走出去”、拓展出口新市场、稳定外贸提供一揽子服务。
针对如何实现稳就业目标，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杨洪涛认为，优化产业结构是提升就业质量的根本。一方面，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让新兴产业充分释放对高技能人才及青年群体的强大吸纳力，构建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就业体系。另一方面，鼓励创新创业是拓展就业空间的有力抓手。从政策维度看，需持续加大初创企业、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完善创业孵化体系与风险投资机制，激励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投身创业。随着“人工智能+”等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新兴领域将催生新的创业机遇与就业岗位。此外，夯实政策支持与公共服务保障是稳就业的坚实后盾。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协同联动，为实体经济注入活力，助力企业稳岗拓岗。同时，健全职业教育体系、优化就业服务平台等举措有助于增强就业韧性，保障就业市场持续稳定。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新媒体编辑：曾煜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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